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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文与社会下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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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哲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与会学者对哲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普遍认为哲学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社会实践对于哲学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二者具有密切的关系。石泰峰认为,当前,无论是就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而言,还是就我国社会的科学发展而言,哲学的发展和哲学作用的发挥都是亟待解决的一项任务:第一,要充分发挥哲学对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第二,要充分重视社会实践这一哲学发展的根本源泉和动力;第三,要切实担负起哲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推进哲学和社会的结合,以哲学的思维方式研究和把握社会发展,引导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同时推进哲学理论自身的创新。  贾高建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特殊重要的历史阶段,新的实践对我们的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我们做出回应。如何在梳理和整合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方向,使哲学理论研究更好地向前推进,从而更有效地指导实践,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  李德顺认为,不要总是强调哲学的引领作用和指导作用,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灵魂,这种精华和灵魂需要沉淀、需要提炼,需要在一种平静深刻的思考中去体会和把握。  2。社会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反思。与会专家学者对于当前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抽象、概括、提炼和总结。  董德刚提出,当代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总体上是从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在经济上,是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和信息化转化;在政治上,是从君权、少数人特权向民权转化;在文化上,是从封闭、愚昧、单一向开放、理性、多样转化;在人的发展方面,是从人身依赖的“臣民”、“奴性”、单面人向独立自由的公民、个性、健全人转化。  如何实现这些转化?从社会客体角度看,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社会主体角度看,根本机制是激发个体活力,并与改善社会调控相结合。段培君认为,从当代发展的视野看,随着全球系统化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全球系统性变化的趋势表明: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发展问题,首先是系统的问题,因而也可以说,是某种系统哲学的问题。  在当代条件下,系统哲学显示了极为重要的社会意义。赵建军对工程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工程实践与哲学研究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工程实践需要哲学指导,哲学也需要面向工程实践,需要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3。当代我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当前我国哲学研究中是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甚至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侯才认为,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在国际社会地位的空前提高,当代中国哲学正愈益紧迫和突出地面临世界化的任务。但是,当代中国哲学虽已面临这一重大任务,自身却还尚未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性转换工作还大大滞后。  郝立新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来说,存在三多三少的现象:第一,体系意识、文本意识比较多,而问题意识、现实意识比较少;第二,行动、实践研究比较多,制度层面研究比较少;第三,解释的多,批判的少。李德顺认为,当前有三股风严重影响着我们的哲学研究:西化风、复古风、唯上风。  谢地坤认为,中国哲学之所以被社会边缘化,是因为越来越脱离于中国的现实,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即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胡为雄认为,我们的哲学研究存在着四个方面的严重问题:第一,话语权危机,即话语与研究兴趣大多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话语为转移;第二,翻译的挑战,即翻译缺少推敲,有些浮躁,令读者犯惑;第三,治学方式的危机与转换,即不注重文本研究,以“原理”为中心;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缺陷,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是:误解、遮蔽、附加。    4。关于当代我国哲学研究的出路问题。针对我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与会学者探讨了哲学研究的出路。侯才以为,要使当代中国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必须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深入认识和抓紧解决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哲学的科学性与哲学的价值性的关系、外国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的关系、外国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的世界化的关系。  郝立新认为,哲学研究的出路在于:第一,哲学既要上天又要落地,既要有理论高度,又要关注现实;第二,哲学既要关注外部世界,又要关注内部世界;第三,哲学要努力去探索构建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谢地坤认为,哲学研究:第一,必须从现实出发,立足于现实问题,要由体系意识转化为问题意识,真正实现哲学范式的改变;第二,必须从本土视域转向实践视域,扩大哲学视野,必须用全球性思维来回答世界性的问题。  北京大学赵敦华认为,哲学研究中要解决好学习和创新的关系,在大胆学习的基础上再创新。  5。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与会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清华大学陈来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对于我们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今天,我们重新研究学习这些精神,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央党校王杰认为,中国文化中那种主张 “以义制利”、“见利思义”、“义以为上”的道德价值优先的观点完全有可能成为人类构建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  当前我们的领导干部教育存在一个偏差或者说是误区,就是忽视了道德素养和人文素养的教育,没有人性修养、道德修养,党性修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重视道德修养问题上,中国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丝毫不矛盾,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儒家思想,都把道德修养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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